中學 last day 前幾個星期，一班男生在一間現已結業的卡拉 OK 吃午飯。螢幕彈出謝霆鋒的《非走不可》，某甲對我說：現在的明星（對，在香港，「歌手」只是書面語，「明星」才是口講的）年紀開始比我們小，真不習慣。那時我懶老成，搭著某甲的膊頭說：慢慢你就會習慣啦。

明星彷彿都只應是大人，我又何嘗不同意呢？去年看達明的演唱會，就有七成是考古心態。我是長大的時候聽達明，但不是聽達明長大的，達明與我在時間上的重疊其實很少。草蜢卻不同，因為他們沒有拆夥，保持活躍。雖然《失戀》、《半點心》那些作品對當時未開竅的我們來說只是古蹟；但十四五歲時，同伴當中有誰沒有聽過《我們都是這樣失戀的》？還有《三分鐘放縱》？《怎麼天生不是女人》？以前不是草蜢的擁躉，無所謂，因為十年之後大家都一樣發現：我們的確是聽草蜢長大的。

我這個年紀看達明演唱會，打的拍子多數是舊歌；看 twins 的演唱會，打的拍子則全都可以當是新歌。氣氛可以投入，但角色保持抽離。看草蜢演唱會，手揮著吹氣膠棒，打的拍子卻是一首首一度新過的歌。甚麼時候新過？就在初認識身旁同行的朋友時。想不起是幾時？不用慌，等到音樂一起，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即會自動狼狽瀉滿一地，萬試萬靈。其實今時今日，莫講是謝霆鋒，即使是 cream 我都已經習慣了。習慣明星比自己年輕有什麼難？真正難的，是坐在紅館裡萬人大合唱時，忽然發覺繼而欣然承認：心態其實如老父在家收看老歌伴星河。

演唱會加宵夜過後，我一個人漫步回家。熄了燈的維園原來並不冷清，足球場上就有五、六群圍坐在一起的青少年，在銅鑼灣樓海中的空曠平原享受著都市夜色，說著不著邊際的話，搏取朋輩的支持與鼓勵。多麼奢侈的玩意，如果是我們，就要顧及翌晨還要早起上班──而我即使在休息期間，也仍然會間中職業病發作：吹氣膠棒一拿上手，先留意印在包裝袋上的說明圖解是否達意；《我們》歌詞一打出，又在自動自覺數錯字。「我們有歌曲作伴」？這當然不消說，大家都活在資訊年代。我們曾經以為不是當然的，其實是打後的一句：如今我長大了。